笔者年轻的时候在哈尔滨南岗区大学路的一个小粮店工作过，看完《黑太阳七三一》之后，但凡日本留学生和教师来卖粮北京科汇配资，我都想在里面掺点什么——日本人的特点不好总结，但一般人都能一眼看出他们与中国人的区别。
看完正在上映的电影《731》，可能很多观众都会愤怒得想刀人，理智可以压制冲动，但那段历史，却决不能遗忘。
曾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外事处处长、日侨俘管理处处长的李修业在《遣送在东北日侨俘的回忆》中这样描述被遣返的日本侨民和俘虏：“他们上船时还带点感谢的表情，可是开船后就对岸上横眉竖眼，咬牙切齿，举手扬头，怒气冲天，一面瞪着我们的工作人员，一面口里哼着，表示不服气的样子。甚至在最后几只轮船离岸时，许多日本人同声高喊：‘我们一定还要回来的，你们等着吧！’”
李修业的回忆文章刊发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一辑，在同一辑中，还有榊原秀夫、田村良雄、秦正氏、荻原英夫等人合写、溥杰翻译的《“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罪恶史》（167页到181页），韩蔚写的《日军在东北的细菌杀人罪行》（182页到192页），我们看这些人的名单，就知道这些“作者”的身份了。
韩蔚跟金碧辉（川岛芳子）、石井四郎都很熟悉，并且在回忆文章中毫不掩饰：“一九三八年春，我到北京见到金壁辉（即川岛芳子）时，她曾对我说：‘今天晚上关东军军医处长隆二（中将）介绍北野大佐到我这里吃饭，你来得正好，有机会多认识个日本朋友,是很有好处的。如果跟他拉拢上，要什么地位都不成问题。’几句话把我说得打心里往外乐，恨不得马上见到这位‘人物’……我曾在关东军官邸会见过石井四郎。石并身穿日本和服，中等身材，语音很尖，态度稳重，有一副伪善的面孔。”
这些罪恶之手写下的回忆文章，还真不能原文复述，因为尽管他们已经避重就轻，但字里行间渗出的血腥，还是令人难以接受。
据榊原秀夫等人回忆，石井四郎的罪恶实验队伍，从1931年9月18日之后就已经开始组建了，最初是七三一部队的前身“加茂部队”，他自己化名石井化名车乡少佐，另外几头恶魔也需要记住：川岛清军医少佐、太田澄军医大尉（化名伊达大尉）、碇常重军医大尉、早川清军医中尉、江口丰洁军医中尉、增田义穗药剂中尉（石并四郎的女婿），另外还有二木、石光、笠原、八木泽、田中技师之类的“科学家” 。
电影可能受条件所限，没有演出七三一这支恶魔部队的庞大：“七三一部队的人员，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零年之间骤然增加，到一九四二年，队人员已达二千余名。”
在哈尔滨的平房区（现在还有遗址），七三一部队每月能生产霍乱、伤寒等肠内细菌各五百公斤、鼠疫菌二百五十公斤、炭疽菌二百公斤北京科汇配资，二十三个村、一万两千农民都变成了七三一部队的奴隶。
在那个已成断壁残垣的魔窟里，原本有一百二十间水泥独身房间、六个解剖室、十四个实验室、四个特种试验室、四个标本室，仅在这些房间里，被他们当做实验材料残害的就有一千多人。
榊原秀夫等人回忆：“一九四四年冬的某一天，把五、六名戴着手铐脚镀的爱国人士从卡车上拖下来，倒背双手，绑在二〇公尺距离的椿上，从低空飞行中将炭痘弹投向目标,借炸裂使吸入微沫而感染肺炭疽，或由于炸弹破片使感染皮肤炭疽，然后在部队的实验室里，诊查得病情况，最后则是在各种‘治疗’之下进行残酷杀害，尸体则在解剖室供病理解剖。”
电影中石井四郎用活人做冻伤实验也确有其事，被当做实验材料的，是一位刚刚分娩的苏联妇女，恶魔们还“命画家将伤指的变化过程绘成图样。”
将活人放在“减压装置实验筒”内“抽真空”，也是七三一部队的“实验项目”之一，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研究在气压减低、氧素分压降低和气温降低时对人体的影响。”
除了用活人做细菌武器实验，七三一部队还对农作物下手，培养出了种类繁多且数量惊人的病毒、病菌和害虫，此事由八木泽技师少佐负责，北海道大学农业部业也参与了罪恶的研究。石井四郎命令七三一部队航空班拍摄了四川省内的水田分布状况，准备在四川的水稻散布细菌。
我们细看相关战犯的回忆和供述，就会发现那所谓的“日本开拓团”也是七三一部队的帮凶：“七三一部队及其支部，并不只限于捕鼠和繁殖白鼠，从支部员到‘开拓农民’皆被动员搜捕，送到七三一部队的鼠类，四月为一千只，五月一万只，六月八千只，七月七千只，共达二万六千只之多。”
笔者上高中的时候曾得过“出血热”，好几天都是鼻子流血，医生说内脏也有出血，为此还下了病危通知书，幸亏笔者年纪尚轻，再加上当地治疗此病很有经验，这才和另一位同学得以康复，然后学校就开始了全覆盖的灭鼠行动。
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读者，对三四十年前偶尔出现的、类似鼠疫的病例都有亲历或耳闻，那其实就是七三一部队造的孽，这一点战犯们也毫不讳言：“以霍乱菌、伤寒菌为例，有五百公斤，便可以使约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也就是能使相当于全东北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发生霍乱、伤寒的大流行。”
当年的汉奸也是七三一部队的“供货商”，当时石井四郎还给各地“警务总局”摊派了送交老鼠的任务：“动员所有伪警，每月从沈阳地区捕十万只，长春五万只，哈尔滨五万只老鼠，送到上述地区的生产工厂。七三一部队一九四五年八十三日向南逃窜，临逃审时，他们把一部份带有鼠疫菌的老鼠放出。在以七三一部队为中心，方圆八公里内立时发生了鼠疫，仅仅一星期中，就有一百四十六名良善的农民死于非命。”
七三一并非日军唯一的细菌部队，在它之外，还有一个“一百部队（日方称其为百零部队）”，韩蔚因为受日本主子“欣赏”，还去参观过：“一百部队的负责人，是日本军兽医川松少将（或岁岩松次郎，记不清了)，两个部队的工作人员都不下三千人。一百部队为了培养虱子和跳蚤，曾经到处抓乞丐。抓进去之后，供给足量的大烟、吗啡、白面，尽给好吃的，可就是不准换衣服，以便培养虱子和跳蚤，利用活人培养细菌。等使用到不能起床的程度时，就把人绑进蓄犬圈里喂狼狗，侥幸逃出的，也得了严重的贫血症和脑症状，不几天也就死去了。”
跟韩蔚关系密切的中村吉二中佐还颇为得意地列举了细菌战的“好处”：大量制造致病菌，使之分泌毒素，一不用花费大批金钱，二不用特设制造工厂，任何一个研究室都可以大量制造，很多为工业酸酵过程所建立的工厂，也可以用来大量生产致病菌及其毒品，而且鼠疫、霜乱或者伤寒都比炸弹来得平宜——火药炸弹会损毁物资，而细菌炸弹只杀人，工厂、矿山、房屋设备则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被他们占有。
更令人愤怒的，是七三一和一百部队的细菌恶魔，在战后并没有受到应有从惩罚，一部分被美军招揽保护，一部分被老蒋指派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督察处长兼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的文强“礼送出境”——文强就是《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他被俘时的身份是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
当时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是杜聿明，东北行辕主任是陈诚，文强的做法，当然是出自杜聿明文强的授意，而杜陈则是听命于老蒋。时任“东北行辕日俘管理处督察组”中校组长的韩籍人张瑞在《军统局东北区“对日工作”的阴谋活动》中揭露了文强如何按照老蒋的意思向日俘示好，他说的那些话，跟日据时期汉奸说的没什么两样——因为言语太过无耻，这里就不再引用了，以免读者诸君摔了手机。
据文强的手下李修业和韩瑞回忆，当年有大批日军及“开拓团”成员没有回去：有些日本人在东北或有房地产，或有工矿产业，或有商店公司和其他财产，实在不愿回日本，就利用我国留用日侨中有学问有技术的人员的机会想方设法赖着不走，还有不少日本人害怕回国后得不到工作，也纷纷要求留用。
在遣返之前，还有大量日本妇女留了下来：“特别是年纪较轻的妇女，投降后争先恐后地找中国男人，不管什么条件，只要年龄相差不多就行。”
看了相关人员回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电影《731》上映之前会有那么多反对声音了，事实上电影《731》不可能把细菌部队的暴行全拍出来，我们仅看相关人员的回忆资料，也会感受到那些文字中都透着血腥，要是全拍出来或全看完了，那是有可能要做噩梦的，读者诸君看了这部电影和相关战犯、汉奸的回忆，是不是也有很多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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